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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守望,大学出版的方向

作者:蔡翔 来源:《现代出版》 时间:2012-03-12 09:17:49

     深秋的一个午后,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发呆。一缕斜阳从窗外洒进,在满墙的书柜上婆娑。我追随着光影,用目光去触摸那些书脊,去查阅那或明或暗的题目,追忆那或长或短的故事。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这应是一份惬意,还带着些许的自豪,因为在那一本本饱含他人成果的著作背后,悄悄记录着我们的名字。

     可是这个午后与我的图书两两相望,却是一个失意的邂逅。这些宝贝图书,从过往到今天,给我呈现的却是一个文化价值日益单薄、印制册数逐年下降的过程。满目的样书中,令人珍视、值得馈赠的良品佳作已寥如晨星。可是这些年编辑的任务涨了又涨,出版补贴的门槛高了又高,要上缴的利润多了又多。于是我的耳边骤然回荡起编辑们的无奈、教授们的牢骚,还有领导们的不满……

     我们心中那寄托理想、视若生命的大学出版,究竟怎么了?

    当前中国的出版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转企改制给出版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并非万能。出版显现的问题终究要回到文化的母体中去寻求答案。

    大学出版作为出版中的出版,面对的是文化中的文化。大学出版人应当以深刻的文化自觉,去认识大学出版的本质,担当大学出版的重任。大学出版人的这种文化自觉是对理性与思辨的回归,对激情与创新的守望,是引领大众在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科学抉择的一股内在力量。

    大学出版应该是文化的

    文化是民族之魂魄,国家之根基。文化一旦生成,它对个体的生存将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同时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文化看似柔弱,实则刚强,因为它总是以无形的意识和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与现实,深刻作用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我们的出版自诞生以来,历经千年演变,百年沧桑,其载体从甲骨的、简帛的,雕版的、印本的,到电子数字的,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受众从王权专享到普世共有,已遭遇颠覆性的推动;其社会功能从政治的、教育的,到经济的,甚至娱乐的,也已得到全方位的开发。无论载体、受众、功能如何变迁,出版的本质是文化,始终如初。没有思想的图书是一堆废纸,没有内容的互联网是一片死海。没有文化的出版,言语苍白、精神颓废,它又如何教化育人,又怎样推动经济?因此,是文化给出版以血肉、是文化给出版以骨骼、是文化给出版以魂魄。离开文化,出版将烟消云散。

    大学自其诞生以来就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大学是文化发展的区域中心。它包括众多学科领域,集学术研究、科学发现、人才培养及精神建构于一体,成为新文化的孵化器。它有科学、民主、创新的精神理念,有开放、平等、自由的文化氛围,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大学出版根植于大学,更应该回归文化,守望文化。所以柳署长说,大学出版理应努力营造高雅的文化氛围,坚持引领社会文化的批评精神与超然态度,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新,以大气魄、大气派,引领社会的文化潮流。

    大学出版应该是服务大学与学术的

    大学出版的特点在于,它是办在大学里的出版社,即背后有大学母体作为依托。这一特点几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传播学术的特殊使命。中国古代大学的雏形——国子监,既是封建时代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是重要文献典籍的编纂刊印场所。真正以大学出版社命名的,是192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出版社,后因日本侵略华北而停办。之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学出版事业一直与中国无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适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适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到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因国家对出版事业的调整而暂停,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解散也被迫停办。以此为起点,直至文革结束,我国大学出版事业一度陷入停滞。到1978年,随着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为适应教育、特变是高等教育以及科学发展的需要,大学出版在我国得以恢复和发展,大学出版体系一步步建立成形。

    我国大学出版事业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证明,政府对出版资源的行政配置决定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的生存目的;大学对大学出版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大学出版传播学术的自身价值。大学出版的使命和高等教育的性质及其基本职能由此紧密相连。高等教育旨在培养精英,研究学术,以此发展科技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式践行服务大学、传播大学学术的使命,与生俱来,唯我独尊。

    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催生并壮大了大学出版,大学管理体制的每一步变革也带动了大学出版的功能性转型。大学因知识密集、科研丰厚,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永续不绝的选题资源;因人才荟萃、大师辈出,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成熟稳定的作者队伍;大学为社会所重视、受百姓之敬仰,更为大学出版提供了卓尔不群的品牌效应。这些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优势,是大学出版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成长壮大之本。因此,大学出版以大学为依托,受大学之恩泽,服务教育、服务学术理当义不容辞。离开大学,大学出版将不复存在。

    当今数字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传播方式的演变既丰富了大学出版,也向其适应能力提出了考验。但大学出版推动学术发展这一使命仍会薪火相传,彰显更加独特的专业价值。耕作于出版行业最精尖、最冷僻的领域,大学出版的长处和深度均得自学术出版的专业性。大学出版在内容过滤、开创品牌方面始终维持质量标准,它通过市场推广来提升学术科研成果的可见度,并资助供应链、投资未来。这些经过长期锤炼的真本事,是大学出版积累起来的无形资本,也是大学出版迈向发展升级之路的通行证。未来的行业格局多变,大学出版若能转化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知识、文化与学术的自由传播,不仅能够转型为知识产权潜在市场的投资者与创新者,同时也能成长为供应链上最终可以依赖的债权人和风险承担者。

    大学出版即便为产业,也应该是现代的

    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产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应当彰显现代企业的精神风范。现代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既有经济责任,又有社会责任的二元组织。也就是说,对一己之利的追求已经不是现代企业的唯一目标,大多数成功企业是在一种远远超过对财富的渴望,同时兼顾其他利益主体的目标激励下,走向卓越的。

    对现代企业而言,利润对公司犹如呼吸对生命一样,呼吸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同样,利润可以决定公司的生存,但它并不是公司存在的原因。尽管那些与更广泛的社会道德目标联系起来的企业价值观,有时可能会抑制企业对获利能力的追求,但大多数研究结果和企业的发展实践反复证明,这些价值观实际上是可以长期地促进而不是阻碍利润和绩效的。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直接影响企业的品牌和声誉,也逐渐成为社会对企业评估的重要指标。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企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作为现代企业,大学出版社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必须担当起兼顾其他利益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现代文化企业,大学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必定是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助人的形式,来增进民族的精神幸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出版的企业身份,不仅没有远离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的本质,反而是以更加清晰、更加具体的方式去追求经济利润,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

    更进一步说,出版可以产业运营,但绝对不能产业化。现代出版产业的本质目标,依然是文化。或者用老一辈出版家刘杲的话来说,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离开文化的出版经济不过是空中楼阁,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大学出版,无论是从出版本质,还是从天赋使命的角度来追溯,无论是从传统出版事业,还是现代出版产业的眼光来看待,都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浓厚的学术气息。作为现代大学出版人,一旦我们明了,是大学给了大学出版以生命,是利润给了大学出版以呼吸,而文化和学术则赋予大学出版以生命的意义,则大学出版,分花拂柳,拨云去雾。路,就在不远的前方。回归大学文化,坚守学术出版的使命,守望文化与学术的品位,拒绝庸俗。这,正是我们大学出版人奋进的方向!

    回归大学出版的文化本质和学术使命,离不开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大学出版作为学术出版的排头兵,对高尖学科、冷僻学科、濒危学科学术成果的出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需要合理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建构起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考核机制。即使在注重资本主义理性的英美国家,大学出版也是依靠政府扶持和社会资助,以非盈利的出版方式存在、发展并壮大的。用大学出版的赢利所得来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只是权宜之计;大学出版过度的商业化,终将摧毁大学的灵魂和精神,伤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定为全会议题,之后的《决定》指出,要完善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在这一利好形势下,相信我们的大学出版也将迎来机遇。

    坚守大学出版的文化本质和学术使命,更需要我们大学出版人的勇气和激情。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总是涌动着一股不朽的精神力量。大学出版作为文化与学术的守望者,在低俗文化泛滥、拜金主义横行的今天,对科学理性、审美价值和社会批评的坚守,那是一种可贵的文化担当。这种担当饱含人文主义情怀,饱含自由与独立、引领与创新的精神,堪称一种文化英雄主义,即所谓以文化兼济天下,以文化普渡众生,舍我其谁?! 正如我们知道广西师大更知道广西师大出版社,相信有那么一天,我们所有的大学出版社,不仅是大学的附属和延伸,更是大学的一段佳话,一个品牌,一份荣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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