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聚焦国际传播活动中的“效能问题”是从顶层设计层面把握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而精准的评估，则是衡量国际传播工作是否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石。正因如此，构建一套科学、全面且可行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对于判断国际传播活动是否实现预期目标、是否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基础性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如何定义国际传播效能，国际传播效能评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二，全球主流效能评估体系包括哪些指标？这些体系背后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其三，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与国际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当下，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应如何响应时代趋势、完成创新？

（一）国际传播效能的概念界定

国际传播评估的对象经历了从能力（ability）、效果（effectiveness）向效能（efficacy）的转化过程。这一不断深化、不断拓展的进程，旨在构建一个更有效力（efficiency）的国际传播体系。能力、效果、效能和效力，分别对应国际传播实践的潜力层、产出层、价值层和系统层。这一递进关系，反映了我国对于国际传播事业已从初期的能力培养、中期的效果验证，发展为当下的效能提升与长远的效力塑造，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擘画。

“国际传播能力”强调传播体系的基础建设，关注行为是否具有实现的先决条件。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衡量国际传播主体在挖掘主题、创建叙事、引导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潜力。

“国际传播效果”关注的是能否做成事，即传播活动可测量的直接产出。效果研究往往静态考察单一事件，忽视了传播过程的系统性与多阶段性，也无法适应国际传播对长期复杂性的需求。正是效果研究的固有局限，催生了国际传播行为向“效能”评估升级的理论与实践需求。

“国际传播效能”关注能否做正确的事，即能够以令人满意或符合预期的水平实现战略性目标。它是能力和效果的综合体现，更是对国际传播手段的正确性与影响有利性的整体反映。国际学术领域普遍将其广义理解为“信息被准确接受、正确理解并产生预期影响的能力”。国际传播效能不只是一个关于信息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单一化指标，更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概念。

“国际传播效力”是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性目标，关注能否系统地、战略性地做正确的事。作为理想状态，“效力”宏观、抽象且无法直接测量。为了将这一宏大目标落地为可实践和测量的国际传播行为，“效能”的评估提供了承上启下的纽带。它既是效力目标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反馈，也是理论要求下可被系统评估与优化的现实载体。因此，系统地完成效能评估，是支撑和实现国际传播体系长期优化与演进的基础。

（二）国际传播效能评估的理论基础

1.基础：传统传播效果研究

传统传播效果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是理解国际传播行为的重要基础。此外，“认知—情感—行为”（CAB）模型将传播影响划分为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层面，从而将复杂的传播过程转化为可操作的三维指标。而“推力—拉力—锚定”模型则认为传播效能是推力因素、拉力因素与锚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理论与模型共同为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奠定了基础。

2.特点：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

跨文化传播理论指出，在不同文化与价值观背景下，传播内容需要完成文化适应，即针对目标文化的特点进行调整，以减少“文化折扣”。同时，软实力概念强调，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过程，更是长期性、战略性的国家互动行为。上述理论支持将“国家形象”与“软实力”等概念纳入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框架的合理性。

3.微观：受众心理与情感

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需关注受众心理与情感机制。个体在社会互动中通过情绪感染产生“情绪放大效应”。双向摆动模型进一步表明，国际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只有把握微观层面的个体差异，传播行为才能有效“摆动”起来，从而在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实现文化理解、价值内化与意义重构。认知—情感—行为—体验模型在传统CAB模型基础上加入“体验”指标，强调受众对传播内容的反应并非简单的信息处理，而是一种综合性体验。此外，网络传播动力学模型揭示，在新媒体平台上，内容的情感属性与社交关系共同决定了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潜力与“情绪共振”强度。

4.宏观：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

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的跨文化流动，更是一种战略性的国家互动过程。“目标—效能”框架指出，国际传播行为应围绕战略目标展开，而效能则是对目标实现程度的衡量。为实现这些目标，公共外交理论认为，传统外交手段已难以满足国家需求，国家需通过“吸引”而非“压迫”来取得实质效果。CIPP评估模型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全流程评估方法，帮助决策者从传播语境、资源投入、实施过程与最终成果四个维度，对多阶段、多主体参与的复杂传播项目进行评估，为构建宏观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框架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中国特色评估体系

目前学术界多用“四力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提供根本性的指引。在此基础上，三级传播驱动模型(“主体传播力”、“媒体引导力”与“受体影响力”）、四维评估体系（“传播触达—信息解码—心理认同—行为转化”）都扩展了从传播行为到传播效能的操作化路径。在实证研究中，效能评估通常依赖曝光量、互动量、扩散量与认可度、软硬件“产出比”等指标。综合效能指数还提出“无效性”维度，对传播频次、内容质量等因素进行主观评分并生成带正负向区分的综合效能值。

（二）国际主流评估体系

西方学术界与政策实践均已形成较为稳定且可复制的指标架构，如BASIC量表、Cui等提出的19项量表、Hammer等提出的24项量表，以及Portalla等提出的四维模型等。为了适应当下跨平台、跨文化的媒体特性，“国际影响力指数”也为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提供了宏观参照。在媒体工作中，美国国际媒体署由12个子项组成的传播效能评估体系保证其能够系统性地扩大信息自由、促进交流与联系；欧盟对外行动署针对虚假信息与操纵性信息建立风险评估机制，进一步补全并拓展了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矩阵。

（三）中外评估体系对比

中外评估的底层逻辑虽然都CAB框架，但是都陷于本体中心视角，忽视了不同地域、文化及平台中受众的内部传播生态差异，也未能充分考虑媒体与其子系统、以及与外媒之间的协同效应。在操作层面，现有评估体系过度依赖微观量化指标，缺乏有效的宏观度量口径，导致难以捕捉文化认同、价值共鸣等深层指标，也阻碍了跨语境的统一比较。究其根源，中外效能模型的差异，本质上是制度背景、数字技术本土化进程与地缘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评估体系呈现的碎片化与本体中心主义格局，无疑为全球传播生态的协同治理与系统的共同演化设置了重重障碍。

（一）传统评估方法

传统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范式主要植根于社会学、心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重点关注受众认知、传播内容与文化语境等核心要素。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焦点小组、深度访谈、内容分析、案例研究、民族志观察与实验法等。随着社交媒体成为重要传播场域，社交媒体挖掘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实践中，通过分析用户在线行为轨迹、平台参与度、传播外展性以及受众情绪反应等维度，实现对协同传播效能的量化考察。

（二）数字驱动更新

在智能技术推动下，为适应对传播效能测量精准化与深度化的要求，评估体系正逐步从“事后呈现”向“实时追踪”与“趋势预测”转型。例如，基于图神经网络构建的预测模型Ego-graph已在传播效果模拟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同时，自动化分析模型相比传统人工编码，在识别隐含意图、情绪倾向与文化符号等方面具备更高效率，推动了主题建模、情感分析与立场识别等关键技术的发展，促使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从“单一模态”走向“多模态”融合。

上述数字驱动的评估方法正在持续重塑国际传播效能的整体研究范式。从数据采集、行为建模到趋势推断，这些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沉浸式媒介的技术路径，不仅为效能评估提供了更精确的数据支持，也提升了评估效率与预测能力，有助于传播主体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舆论挑战。

（一）评估语境的文化与政治性重构

当前主流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仍深受西方话语体系主导，未能充分纳入“全球南方”国家在传播目标、文化语境与政治逻辑方面的特殊性。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中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正逐步实现从“信息接收者”向“话语塑造者”的身份转型，推动着“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多极化国际格局。因此，未来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模式亟需增强其包容性、可迁移性与在地化解释力，逐步构建起去中心化、协同联动的全球评估网络。

（二）评估技术的数据与智能化驱动

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内容生产的维度，也为国际传播效能的精准评估带来了新的可能。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把握这一技术窗口期，不仅有助于打破既有技术垄断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桎梏，更能在深入理解跨文化传播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格局更为宏阔、视野更加开放、“知行合一”的文化共情叙事模式，推动全球传播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多元与包容的方向发展。

作者周庆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郭雯雯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