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涉及政府、文明的丑闻甚或不快曝光在美国民众面前时，他们会立即将注意力聚焦于他们认为负有责任的个人或团队，并愤慨地说：“应该把这些人送进监视。”当民众意识到没有法律能将肇事者送进监狱时，他们便开始议论：“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 相比于记者，美国民众的法律信仰应是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无可否认，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既成事实，也是每个公共机构或准公共机构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随着公众对法律的依赖的加深，为了提升报刊规范而提议出台一些法律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存的法律中主要有关于诽谤罪、禁止色情描写的，还有关于禁止某些类型广告的。一般而言，法律规定对报纸和公众都是公平的。但是，禁止色情描写却是个例外，虽然已经扩展到了许多文学领域，但对杂志和书籍的影响更深，而非报纸。敏感法官对于报纸工作者藐视法庭的指控，于直接当事人而言并不公平，对报纸履行正当的职能也是不利的。

从普通记者成长为专业记者的最好标志之一是，其专业精神逐渐提升，渴望加入记者组织。新闻教育、经济因素，以及新闻业并不理想的现实情况，都对此有所影响。然而，仍有很多新闻工作者并不把新闻看作是一种职业，而仅仅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并以此为跳板谋求其他出路，跳槽做广告代理人或股票销售员的都有。鉴于新闻业薪资太低，记者明明受到轻视却又不得不和商业、社会和政治生活保持直接接触的矛盾现状，新闻工作者跳槽的现象就见怪不怪了。 在记者组织方面，其他国家比美国做得较好。尤其是英国，几乎每位记者和助理编辑都加入了三大新闻记者组织之一。 其中，最古老的组织是记者协会，经1889年的《皇家宪章》批准建立。另一个较小的进步青年组织是全国新闻记者协会，虽仅限于地方性报纸，却体现了理想主义青年的愿望，在许多方面都取得显著进步，例如，提供长达13周的失业基金援助，建立辩护基金以提供法律咨询、解决新闻纠纷，资助记者遗孤，提供低收入保险等。所有会员免费进行就业登记。

那些坚持认为新闻界是从本质上且有意识腐败的人，不会从行业内部寻求改善新闻界的办法。如果他们认为法律途径也无法消除新闻界的弊端，那么他们会倾向于从其他行业寻求补救措施。这种传统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建议都是不明智的，而应该客观谨慎地看待，因为鲜有机构完全不愿或不能自我改善。 除了用法律管理私人报纸，呼声最高的建议则是，受资助的报纸和政府、联邦、州或市所有的机关报也分别受法律约束。 反对受资助报纸和政府所有报纸的人中就包括职业记者，理由是这些报纸实在是太枯燥，以至于无法吸引公众。但凡阅读过政府出版物的人都会认同这点。除了专门人士，很少有人会对政府出版物感兴趣。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创办了一份名为《官方公告》（The Official Bulletin）的报纸，尽管它由专业的报纸工作者负责编务，但仍然是当时最枯燥乏味的出版物之一。严格来说，美国还没有受资助的报纸，因此，无法判定其是否具有吸引力。不过，有几家观点型杂志是受资助创办的，尽管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读者而言它们既有趣又刺激，但是，如此少的发行量说明它们无法吸引普通公众。如果报纸受政府或私人的资助，员工则不会很重视能否吸引大量读者阅读。尽管这对消除轰动性煽情新闻有益处，但与此同时，也会降低出版物的传播价值。